当下热点，可能猪肉比汽车要热的多。原因是：猪肉涨价了。其实不止是猪肉，物价普遍上涨，连我回家的大巴车票也在这两年之内连翻了两番。

我喜欢吃猪肉。若菜里面缺了肉，便食之无味，嘴里能淡出鸟来。儿童时代对于猪的印象，那是相当的深。尤其在春节前夕。骑着自行车出门走亲戚送礼的人或备着年货回家的人，都会在后座上满载着猪头和下水，或在车把上挂着几套蹄?o。记得那些猪头的长着长长的睫毛的眼睛，都是很安详的闭着。

一个猪头、四只蹄?o、一腔下水，有时候也包括一根尾巴棍儿，称为一套年货。亲戚朋友问：年齐了吗？一般就指的是这一套年货全不全。其实，每家每户基本都有超过一套的储备。单位分，亲戚送，各种大小不一的猪头，施惠于社会各个阶层。过年，基本上就靠猪撑着。其余的像鸡、鱼等，均不及猪来的有身份。

猪头、蹄?o、尾巴棍儿，需要用松香锅除毛，然后用铁钩子或镊子细加工。这是我儿时非常喜欢参加的工作。下水如肠子等一般臭烘烘的，需要用碱盥洗，一般我不插手。收拾完了，放一口大锅里狠劲儿的煮，锅盖上压了砖，煮到稀烂。一开锅，我的天！滚烂的猪肉的香气，随腾腾弥漫满堂屋的蒸汽刹那间沁人心脾。奶奶顺手从猪脸上撕下一缕瘦肉，迅速填进在开锅前就守候在一旁的我的嘴巴里。香软嫩滑，入口则化，回味无穷，以至于时隔三十多年以后，口感未随岁月的流逝而完全消褪，至今仍会在春节前夕，肆意调戏着味蕾，刺激着味觉神经，致使龙涎内流，狂咽不已。

八五面包猪肉下饺子过年的日子，被物质飞速丰富的生活所代谢。猪迎来它的新世纪：身价倍增了。也再也没有那种有猪头煮的春节（其实就是煮了，也不一定喜欢）。那一口脍炙人口的猪肉，就只留在了味蕾的尘封已久的私密日记里。

国人喜欢遵循古人遗训，不能有半步差池。无论绘画、文学还是戏剧，均以古人为模板，凡字句必有出典而不可自制。自制之词句会令读者不知所云而贻笑大方，可古人最初的行文造句应该有其原创性的。任何一种艺术都必须与历史同步发展才会有生命力。我们的传统艺术，如国画，从徐悲鸿将西方美术介绍到国内以来，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精髓的同时，逐步尝试，不断探索，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代表中华文学精髓的古典诗词，却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日趋没落了。

古人写诗可以做官。我们写诗只不过发发骚，自慰一下才情横溢的寄托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文学虚荣之心。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有些常见于报端的五言七律甚至各种填词，却多是老干部或新领导的不知格律多少钱一斤的歌颂祖国的字团。

中国的古典诗词，是西方文学不可企及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凝炼写意，只在琴弦音律之上，更不输泼墨山水之淋漓。阅读的时候可以感受诗人创作时的情态；吟哦的时候，可以将自己投入到完全的忘我之中。它集音律之美、视觉之美、文字之美和心灵情境融于一体，是中华文学艺术之瑰宝。

就是这个瑰宝，因为是瑰宝，已是登峰造极之势，所以无人敢于打破只传承而不敢开拓的格局，使之在历史河流的枝杈里，供奉成一个牌位，窝成一团死水。

其罪魁之首，当算白话文的崛起。然而白话文的倡导者们对这个“瑰宝”偏偏也是钟爱有加的人。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诗词和白话文是同样的文采横溢，甚至包括西文。

那为什么后人从精神忽略了这个“瑰宝”了呢？究其原因，一个字：忙！

一个忙于生存的人，是无法能将辘辘的饥肠之歌升华为阳春白雪的。一个忙于权与利的人，是无法将尔虞我诈寄托在诗词歌赋上的。能做这种事的，只能是忙于理想的人。革了封建社会的命以后，中国只剩一个诗人了：毛泽东。这个终生忙于理想的人，指点江山的豪迈无人可及，激扬文字的豪情亦无人可及。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伟大诗人，唯一一个在白话文和古典诗词间找到平衡的人。也可以说，他使古典诗词有过昙花一现的强烈的生命现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首十六字令通俗直白，又诗意盎然，令人叹服。

从此，伟大诗人毛主席为古典诗词划上了一个脱过节了的句号。这看起来很像一个感叹号。

古人写诗可以做官成名。毛泽东写诗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写诗无有他求（也求不到），往高里说，是祭奠这个瑰丽的传统文化瑰宝。往小里说，只不过是发发骚，自慰一下自以为才情横溢的貌似寄托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文学虚荣之心。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最后只剩一句了：我喜欢，故我写。

文/吴佩元

样板戏从艺术角度上来看，目前仍旧是能够达到两个极端的：是对传统京剧艺术发展创新的顶峰，至今无出其右者；是将表演艺术模式化的终极杀手。

将交响乐与传统京剧的文武场结合的天衣无缝，是样板戏对京剧艺术的最大贡献，尤其在那个极端保守的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现代的音乐形式，简直就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行为艺术。而八十年代后，人们也做过类似的尝试：企图将爵士乐或电子音乐融入京剧当中，但那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结果是使京剧音乐变得浅薄低俗，所以这个尝试迅速终结。

使用普通话发音的经过改革的唱腔，更是清新美妙，以至于现代人可以忽略其内容的“革命性”，而沉醉于其音乐本身的魅力。例如《杜鹃山》柯湘的《家住安源萍水头》一段，旋律优美，气质高雅，是现代京剧中不可多得唱段。

艺术也是需要进步与发展的。西方艺术有其科学性的一面，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真的与时俱进。中国的艺术，却总是以仿古仿得像为准则。样板戏在一个人性泯灭文明倒退的年代，将中西艺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完美的联了姻，不能不说是江青在中国艺术历史上做过的一件光彩照人的事。其意义犹如陈独秀、鲁迅等人倡导推广使用白话文、徐悲鸿等引入西方绘画和西式美术教育。

而其弊病也是有目共睹的。情节的设计、人物的刻画、灯光、化妆等等，皆在京剧原有的传统上，进一步把模式化定义成一个“艺术标准”。它导致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与文艺的美学方向，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变成当年国有企业落后流水线下来的质量低劣的工业产品。

所以，样板戏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评判。

样板戏的“样板”,是针对其思想性的，是让艺术为“革命”服务的行政干预。而艺术本身是有天然生命力的，不会屈从与任何不和自然之道的。所以，它在这个极端模式化的形式当中，也形成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艺术魅力。

无论什么形式的艺术，都是艺术。艺术进入哪里不是艺术的问题。艺术本身没有好坏美丑，好坏美丑只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作为媒体，应该放弃这种略带封建主义等级色彩的称谓来指称国家公民：可以用国民、市民或村民等来称谓。别忘了，你就是其中一员，别把自己当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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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与“群众”是新中国的特有名词，以前讲“老百姓”。这个称谓，革命的时候代表鱼对水的情；胜利以后代表社会等级；民主社会的今天，感觉它略带以点封建主义色彩（与“官”相对应），所以基本不用了。自“老百姓”升级为“人民群众”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近来我发现，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正在逐渐减少，大有退隐的迹象。它们被另外以个词取代了——民众。“民众”一词，似乎是从台湾媒体移植过来的。随着两岸媒体的频繁接触与交流合作，发生了一件有趣的现象：大陆的媒体开始使用“民众”；而台湾的新闻主持人有时候居然会说出“群众”来。

我对这三个词有如下不同的理解是：人民，泛指国家公民；群众，特指不是党员、干部的公民；民众，指没有党派、不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公民。

尤其“群众”，这是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它可以让一部分人很明显的区别于另一部分人。“为群众办实事”“急群众所急”等，是专门为另一部分人准备的用语。这个“另一部分人”，以前专指党员干部或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人，而现在早已延伸至自以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所有人，甚至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人、有钱人……尤其是各大媒体，一口一个群众、民众，把“他们”与“我”划的清楚，都把自己当作群众以外，把自己当了外人了。让“群众”和“民众”感觉他们都不是自己人。

其实，群众和民众都应算作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认定，就是国家公民。国家公民是个权与利都非常明确的概念。无论是官是民，是党是群，皆拥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媒体，应该放弃这种略带封建主义等级色彩的称谓来指称国家公民：可以用国民、市民或村民等来称谓。别忘了，你就是其中一员，别把自己当外人。

近日，某地方报纸的一则头条着实让我吓了一跳：称此地2007年警方的命案侦破率达130%，其中本年度命案全部侦破，另加“积案”几起。

说实在的，我一个极度偏科的人，对数字、对各种“率”一直不甚了解。并且，在民间一直还有一个习惯性的认识：官方数字与真实数字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官方数字历来继承发扬着报喜不报忧的优良历史传统。好的尽管往多里报，亩产十万超英赶美放卫星；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可以是负数。这让人对官方数字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怕是一些“秃子头上的”的事。

到了年终，喜报频传，恰似五月春花，更如腊月飞雪，各种官样数字粉墨登场了。你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我就弄四十，反正连明年的增长率也计划好了的。本来是负面事件，哎，咱们换个角度来说，也就变成可喜可贺的优异成绩。比如，“命案侦破率达130%”之说。本来是有“积案”的，以前从来没有百分百侦破过。没关系，咱们“计划经济”一下，花样一翻新，成绩就斐然。

最难能可贵的是，命案居然可以超出100%。这个实在搞不懂：另外的30%是往年的“命案”还是今年的？若是把往年的加入今年的完成指标似乎不太科学。若就是本年度的，那多余出来的“命案”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有人为完成“命案招标”超额去死了吗？估计肯定不会是我们精明能干的干警同志们，为了超额完成指标而去制造的。

人的生命变成干巴巴的数字之后，变得了无生机。但这个数字背后的现场，又往往是血淋淋的。在其它行业里玩数字游戏，姑且可以不去当真理会。人命关天的事，还要玩数字游戏，就透着一股对“草菅”的冷漠无情。

文/吴佩元

近日，某地方报纸的一则头条着实让我吓了一跳：称此地2007年警方的命案侦破率达130%，其中本年度命案全部侦破，另加“积案”几起。

说实在的，我一个极度偏科的人，对数字、对各种“率”一直不甚了解。并且，在民间一直还有一个习惯性的认识：官方数字与真实数字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官方数字历来继承发扬着报喜不报忧的优良历史传统。好的尽管往多里报，亩产十万超英赶美放卫星；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可以是负数。这让人对官方数字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怕是一些“秃子头上的”的事。

到了年终，喜报频传，恰似五月春花，更如腊月飞雪，各种官样数字粉墨登场了。你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我就弄四十，反正连明年的增长率也计划好了的。本来是负面事件，哎，咱们换个角度来说，也就变成可喜可贺的优异成绩。比如，“命案侦破率达130%”之说。本来是有“积案”的，以前从来没有百分百侦破过。没关系，咱们“计划经济”一下，花样一翻新，成绩就斐然。

最难能可贵的是，命案居然可以超出100%。这个实在搞不懂：另外的30%是往年的“命案”还是今年的？若是把往年的加入今年的完成指标似乎不太科学。若就是本年度的，那多余出来的“命案”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有人为完成“命案招标”超额去死了吗？估计肯定不会是我们精明能干的干警同志们，为了超额完成指标而去制造的。

人的生命变成干巴巴的数字之后，变得了无生机。但这个数字背后的现场，又往往是血淋淋的。在其它行业里玩数字游戏，姑且可以不去当真理会。人命关天的事，还要玩数字游戏，就透着一股对“草菅”的冷漠无情。

文/吴佩元

CCTV让一位13岁的小女生张殊凡出来证实：网络到了非治理不可的时候了。张殊凡说：“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结果这“很黄很暴力”五个字，迅速蹿红，成为2008年第一个流行语，并形成一时网络风暴。无论是CCTV授张殊凡以口舌，还是张殊凡果然就说了自己的话，结果只有一个：CCTV被骂的狗血喷头了，张殊凡被疯狂恶搞了。继“华南虎”后，“很黄很暴力”这个“突然蹦出”的“窗口”，再次证实了媒体的无厘头和网民恶意起哄的本性。

的确是一种暴力，信息暴力。媒体一直是政府的喉舌，在政府的指挥棒下震动声带。而互联网的兴盛，使得这个政府垄断的行为突然决堤，草根的话语欲望在压制多年以后，猛然爆发，达到一种痴狂无序的状态。由此形成两股势力。这两种势力站在不同的角度做着相同的事：炒作和恶搞。曾经，这两股势力将芙蓉姐姐打造成明星，带动文化低俗化运动向更低俗的方向迈进；又在点击率和卖点的诱惑下，策划并实现将杨丽娟的父亲逼死在香港；“华南虎”事件直接到达顶峰：只为这场闹剧推波助澜，让所有人骑虎难下，让说谎者失去悔过的机会，让真实在谎言中变色，让所有人刹那丢失了诚与信……直至今天的“很黄很暴力”。这两股力量如龙卷风一般，将人们的精神世界搅成污秽翻飞的漩涡。

“上次我查资料”的时候，经常会突然蹦出一个或多个窗口，暧昧的广告语，只遮住三点的情色图片，加上不知羞耻的流氓脚本狂妄的入侵用户电脑……这些都发生在大型的门户网站上，看看他们所谓社会热点是什么，就知道我们的色情业在不久的将来会很轻易第打败日本鬼子——鬼子还是有管制的，而我们是“自由”的：连电影都不分级，爱谁看谁看，赚钱才是硬道理。所谓“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能，只在可以罚款的时候才动用，或上级领导被“突然蹦出某个窗口”所刺激的时候才实施职责。这不仅仅是限制BBS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屏蔽那几个关键词就能平息的，更不能靠网民自律，纳税人已经出资委托政府来管理，你管不好就无权要求投资方做出妥协。所以说，造成这种无序状态，责在“有关部门”不作为。

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垄断和网络草根的无政府主义，都是一种“软暴力”，都得为文化低俗化和道德退步而负责。而我们，实在不想在新的一年里，用种种闹剧来迎接期待已久的2008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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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壶老油，寄托一下对孩提时代过年的追念。

年，是给老人和孩子过的。这句话是在做了父亲之后才吃透了味儿的。穿新衣戴新帽的孩子们，两腮通红，两管鼻涕象示波器一样忽长忽短。套在里面的棉袄袖子比外面的袖子长，经常蹭得明亮如镜。却不知道冷，两只手冻的象小蛤蟆一样，只管在院子里玩雪，放鞭炮。家有老太太的人家滋味最足。老太太经常有祖传的手艺，无论是发馒头还是做老酱，豆豉、豇豆、肉冻、鸡扎、水叉鱼……都是只有老太太做的味道最正宗。

那时候每家都要有猪头、蹄子、下水（猪内脏）。黄香（松香）锅一烧，把猪头按进去，然后凉水盆里浸一下。松香瞬间凝固，揭下来的时候就连同猪毛一起拔下来了。猪头拔得象是洗过桑拿，白里透红。剩下的要用专用的镊子搞定。蹄子也是如法炮制。一只猪的猪头、蹄子、下水，叫做一套。过年至少要弄一套两套的。有时候出门送礼也是送这个。

正月里不兴做饭，只吃现成的。馒头要吃出正月，饺子随时可以吃。下酒菜二十四小时常备。拜年串门的人谁家都可以吃一顿，喝两口。差一样，老太太都不同意。

墙上是要贴年画的。我们家喜欢贴那种多格的戏剧年画，“百岁挂帅”“小刀会”什么的。春联必不可少，每年都是不同的词。大门贴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堂屋的是“爆竹一声辞旧岁，梅花万点迎新春”，窗门的上方还要贴剪纸的“过门钱儿”，红花绿毛的，在风里招招摇摇，煞是好看。

除夕夜一定要燃放烟花爆竹的。晚六点要迎年。下完饺子后一声令下，赶紧出门，早早准备好的竹竿挑着鞭炮（电光炮最好），噼里啪啦，全城响成一片。自此开始，一直到天亮都不停息。还记得大伯从广州带回来的“云霄乐”“魔术弹”“大地开花”等新奇的烟花。更记得大堂哥放“云霄乐”的时候，因不懂燃放，点燃后用手扔，结果扔到头上，差点把头发烧了。然后再等午夜零点的“发马子”。这时候的鞭炮更响，能吓死本拉登。

老太太梳洗打扮，干干净净，雪白的头发一丝不乱，里外全换上母亲给她准备新衣服，一怀满足的看着儿孙们进进出出，不时叮嘱这个，叮嘱那个。这是她的全部精神寄托。然后就要分压岁钱，都是父亲提前准备好的新前。崭新倍儿硬的五毛钱纸票揣口袋里，倍感腰大气粗。

忙活一年，只为年夜饭吃的舒坦，只为自己的家人而忙。父亲和母亲在童年生活里出现的次数比较少。两人几十快钱养活五口之家，现在想想的确不容易。当时不懂，只觉得一家人都很快乐。现在过年已经不买猪头下水，吃的花样繁多，随处可买。也就看不到洗过桑拿的猪头，眼睛迷惑地等着下锅煮了。但依然要做一个详尽的春节计划。

现在只想让孩子过的快乐一点，让老人少一点担心，多一点满足感。然后数数腰包里的票子，计划着如何量入为出，合理分配，尽己所能。正计划着，忽然想到当年的父母，在那样的经济下，也是如此盘算着，怎样给一家人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春节。

我们，已经接了父母的班。而父母，也就成了当年的老太太、老太爷。年，还是那样过。只是那个春节晚会，加上去出那些没有亲戚只有利益相关的门子，把年味冲淡了许多。

又一年要过去了，给所有准备过年的人道个辛苦，拜个早年。

下葬那天，女儿根据外婆的示意，将老人养的三只鸟放飞。其中一只连续放飞了三次，最后还是回来了，并执意回到原来的笼子里。回来的时候连冻带惊已奄奄一息。今天也缓过来了，很欢实。女人们都以鸟的行为为恋主，并唏嘘不已。其实它们离开笼子，可能更难以生存。

今天早晨为仙逝者扫墓圆坟，按乡俗是在日出前完成的。回来的路上，看到一轮月亮，很大，很清晰。

圣诞节前入土为安。

天堂上的平安，与俗世同享。